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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论文范文参考 第1篇

浅谈细节的政治论文

20世纪40年代，上海几乎被日本完全占领。通常人们认为那时的文化发展陷入停滞，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彼时上海的通俗文化却发展兴旺。战争并未让生活停止，反而正深刻地改变着生活。在国族面临危机的时刻，与绝望相随而生的是个人享乐精神的甚嚣尘上以及短暂的政治真空所带来的自我表达的可能。

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此时期的主流抑或男性作家，而女性作家则往往被置于边缘的位置。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中，以张爱玲、K青、关露、潘柳黛、施济美为代表的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的女作家群体才真正获得“发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研究中心的黄心村教授在《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与通俗文化》（以下简称《乱世书写》）一书中梳理了这些女作家的创作与生活情况，并将日据时期的上海女性写作当作一个文化标本，重新构造了战争与和平、社会与个人、进步与倒退、反抗与臣服、逃离与妥协的繁复景观：

另一位华裔女学者颜海平也认为，只有尽可能地回归到历史的特殊语境――个人时刻面临死亡的危险――中去，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

我们只有将这些作品置于当时相关的语境中――死亡，特别是女性的死亡成为生活常态的时代――我们才得以接近她们的作品，使得人类在历史的碎片中、在鲜血与泪水中挣扎求生存的情形具象化[2]2。

在上述论者看来，女性作家对于战争时期的社会变迁和个人苦痛，如封锁、饥饿、空袭、死亡等极端的生存状况格外敏感，其细腻、委婉的写作为战争叙事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这些女作家的创作表明，战争的存在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写作方式来加以指认，正是她们富于隐喻性的笔法使得战争的叙事更为幽微、曲折，在某种意义上也更为深刻地切入到了现实的肌理当中。她们“在文本上颠覆了这种对女性和她所置身城市的描绘，进而构筑出一种最个人化的战争叙述”[1]21。

可以说，男女作家的带有差异性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了同一“现实”的不同“场景”，或是同一“场景”的不同“现实”，甚至表现出了同一“事件”的不同“意义”。一如男性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地与中国历史、社会、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沦陷区女性作家的群体性写作也以繁复的笔法，在历史的幕墙上镌刻了家庭和国族命运变迁的独特符码。当主流（男性）话语在侵略者的高压政治下渐次“失声”的时刻，作为裹挟于同样历史潮流当中的社会主体，女作家们不得不以掩隐的，且不同于主流（男性）话语的方式记录下战时生活的点滴。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写道：“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3]22。在某种意义上说，战乱对个人的社会、生活空间产生了挤压，也迫使那些对社会和人生充满无力感和无助感的人们努力去营建一种自我尚可调控的微环境。

此外，张爱玲还倾力于表现另外一种“场景”的不同“现实”。个体的经验各不相同，《倾城之恋》中那位从陈腐的旧式家庭中走出来的白流K，在经历了香港之战的洗礼之后，并未按当时流行的主流写法那样，走上革命之路，而是满足于重新寻找到了生活的归宿。张爱玲笔下的白流K越过了特定的经验和想象的界限，香港的沦陷反而成就了她长期渴慕的安稳生活。张爱玲似乎在此看到了人与社会、人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隶属的`关系，还很有可能是相离相悖的。

但是，表现时代不仅仅是“写什么”的问题，还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夏志清曾盛赞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

的作家”[4]335 。在文棣眼中，张爱玲的写作“极为生动而且难以忘怀”[5]195，因而被钟玲认为是“许多女作家的灵感来源”[6]150。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对于细节的描写向来为人所称道，其精到而传神的笔法甚至成为了她的重要标识。譬如短篇小说《封锁》中对女主人公的外貌描写：

吴翠远……头发梳成千篇 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连她自己的母亲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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